描写战争的经典名言（最新5篇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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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战争的名言 篇1

庐山谈话会，是中央为听取民意、集思广益，应对日见深重的民族危机以及诸多内政问题，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召开的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谈话会。

谈话会从1937年6月初开始筹备，决定在7月15日起的一个月内，分三期邀请200余人参加谈话，征询各界对内政外交的意见。到7月16日第一期谈话会召开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已于7月7日阴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，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，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对策成为头等大事，因此，聚集了中枢和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庐山谈话会尤其为中外所瞩目。谈话会的主题，即在此背景下由原来一般性的意见征询，进一步提升到精诚团结、共赴国难、复兴民族。主持者明确要求与会人士就内政外交问题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要批评的尽量加以批评，要发表的意见多多发表，将全国的心力物力溶成一片，抵抗强敌，自救危亡。

谈话会由、共同主持，采取大会发言和分组交谈（分政治、经济、外交、教育4个组）两种形式进行。参加者有、青年党、国社党、农民党、村治派、职业教育派、救国会等政党社团领袖，教育、学术、新闻出版、工商财经等各界教授名流，政府院、部、会官员则作为陪客出席。第一期谈话会于7月16日至20日举行，实际出席者158人；第二期谈话会于7月28日至30日举行，实际出席者72人。原定8月15日前举行的第三期谈话会因抗战军事紧张而取消。

第一期谈话会举行了两次大会和两个下午的分组会。与会者在大会和分组会上踊跃发言，尤其是在17日的第二次大会上，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，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对日态度。各党派和各界人士在发言中，相继提出了民族生存重于一切，在民族存亡关头全国上下应一致服从政府，政府应于言论自由、特种刑法和新闻检查等速予改善，政府施政实际与政纲应根据时势变化而有变更，立即实行，宪法应容纳各方面意见，加强国防教育、青年训练和充实学校内容，实行教育独立、净化教育，筹划战时经济财政措施、一致节约、严惩贪污等意见，表示要全国一致共赴国难。发言者主要有张君劢、张志让、王云五、杜重远、何基鸿、张寿镛、曾琦、左舜生、江恒源、胡适、梁士纯、江一平、林宰平、马君武、沈恒强、朱经农、陶希圣、刘湛恩、吴贻芳、高君珊、傅斯年、邵鹤亭、张世原等。18日，有六七十位与会者随到海会寺，参加了庐山暑期训练第一期学员的毕业典礼。

毋庸置疑，第一期谈话会中最重要也最具有政治意义的，是在17日谈话会第二次大会上发表的讲演声明（一般称抗战宣言）。报告了政府处置卢沟桥事变情况，表明了中国对日本侵略的基本方针。他指出，卢沟桥事件的推演，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，此事能否结束，就是最后关头。我们既是一个弱国，如果临到最后关头，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，以求国家生存。那时节，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，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，便是整个投降，整个灭亡的条件。他要求全国国民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，最后关头一到，我们只有牺牲到底，抗战到底。他也表示，和平未根本绝望之前，仍希望和平解决，并提出了中国政府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最低限度立场：1.任何解决，不得侵害中国与领土之完整。2.冀察行政组织，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。3.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，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，不能任人要求撤换。4.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，不能受任何约束。他最后严正宣告：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，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，但“如果战端一开，就是地无分南北，年无分老幼，无论何人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，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”。的讲演，义正辞严，明确宣示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政府的基本态度和立场，提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正确方针，得到与会者的认同，“蒋致词毕全场鼓掌历数分钟而未歇，并带动此次共同谈话的主题”，“会场气氛极为热烈兴奋”（学者陈立文语），当时在场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即有“到会者均认为满意”的记载。

可顺便提及的是，也许由于某种顾虑以及受到亲日派牵制，与中共在卢沟桥事变次日即发表《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》，主张“全民族实行抗战”“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进攻”不同，在发不发表该讲演宣言上，曾有过仔细斟酌。7月16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倭寇既备大战，则其权在倭王，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，或可转危为安”，“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，未取正式开战，是其无意激战，志在不战而屈之矣，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。若果不能避免战争，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，故发表为有利也”。因此，他觉得“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，应再研究”。17日，在谈话会上讲完后，他基本上放下了顾虑，“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，是否因此引起战争，决不致此，我表示决心之文书，似已到时间，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。人以为危，而我以为安，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，乃可制其野心也”。参加谈话会人士的拥护和赞扬，也坚定了他的决心。19日，他在日记中写下，虽然有人认为危险而劝阻，他却下定决心“应战宣言即发，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，一意应战矣”，认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，“此意既定，无论安危成败，在所不计。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”。当天（即19日），略加修改后的讲演稿即以《对日一贯的方针和立场》的告民众书形式，由中央社正式公开发表。

庐山抗日宣言正式发表后，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赞扬。在7月23日撰写的《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、办法和前途》一文中，予以高度评价，指出在庐山发表的谈话，“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，为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，因此，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”，它与中共7月8日的通电，“是国共两党对卢沟桥事变的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宣言”。从当时社会反应看，宣言的发表，无疑是一次全国抗战的大动员，它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政府团结御侮、反抗侵略的正义立场，日本当局也由此意识到面对侵略起而反抗的中国“国民政府对日全面战争的明明白白的决心”。中国从此进入全民族的全面抗战的历史新阶段。

第二期谈话会因20日下山回南京，由主持，举行了两次大会和一个下午的分组会。以前一般都说这一期谈话会草草收场，但据对庐山谈话会颇有研究的台湾学者吕芳上、陈立文等著述，